40年城市星火已燎原

　　来源：经济学家圈

　　作者：倪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40年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的瞬间，但1978到2018年古老中国的现代崛起，却创造了人类发展的伟大奇迹，演绎了人类进步的精彩传奇。中国崛起即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主要发生在城市里，集中体现为中国城市崛起。“远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城市崛起透视中国40年奇迹，也许更具多样而关键价值和意义。

　　人类始终需要也在孜孜追求理想的生息空间。城市不仅是人类的需求，而且是人类伟大创造，不仅是人类文明的时代标志，而且是人类进步的力量源泉。城市不仅为人类提供美好的生活，城市的伟大还在于：她始终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灵光，汇聚人类的知识、科技和思想，激发人类的进取心、想象力、创造力。她以难以置信的力量改造自然与社会，让世界加速发展和变化。但城市始终“以人为本”，人类按照自身需求和伟大的想象，塑造城市以改变世界。

　　从400万年前到城市出现，人类一直在蒙昧和野蛮“黑夜”里蹒跚。1万年前城市像几粒火星点燃了人类文明，但却始终寥弱、若隐若现。18世界60年代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欧美工业革命，结束了欧美城市发展的蹒跚，让其发展的夜空星火璀璨，但全球城市文明的星火蔓延仍然缓慢。

　　自4000多年前中国最早城市诞生以来，作为中华民族古老而璀璨的文明重要标志，中国城市曾经数次展现同时代世界所难以企及的繁荣、辉煌、磅礴和多样。但是城市文明的星火始终难以蔓延，中国城市不断重复“兴衰交替”的简单循环。

　　1978到2018年中国城市崛起的故事，可能改变中华文明发展的路径依赖，可能让世界城市文明的更加璀璨夺目，可能成为人类百年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也可能为人类发展与进步提供重要经验和启示。

　　一、宏大史诗：四十年城市星火燎原

　　过去40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加速过程。中国城市和城镇化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和所创造的巨额财富，超过过去4000年中国城市文明成果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中国城市和城镇化的转瞬质变也可以媲美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任何一次的重要转折。

　　1．城镇数量快速增长和规模急剧扩张

　　城市崛起的基本主体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全面提速。1978年城镇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还寥若晨星，但是短短40年时间，经历三个阶段，城市在中国大地上已星火灿烂。

　　第一，火种播撒、以数量扩张为主阶段（1978-2002年）。众多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像雨后春笋般涌现，沿海地区成为城镇数量扩展的热点。首先，建制镇大量增加。许多省市区在原集贸市场和乡村建制的基础上撤乡设镇。1978-1983年小城镇缓慢增加，从2173个增加到2968个。1984-1992年高速增加，1992年增量达到1227个的峰值，总量达14539个。1992-2002年稳步增加，2002年总量达到20601个的峰值。其次，新城市大量设立。许多省市区撤县设市或者撤行署设市。1978-1995年加速增长，1978年中国城市个数仅为193个， 1995年达到增量峰值52个，1995-2002年稳步发展期，1997年达到668个的峰值。

　　第二，火苗渐旺、以规模扩展为主阶段（1992-2013年）。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大中城市、全国和区域的中心城市的新城区成为发展的热点。首先，开发区建设热潮（1992-2003年）：1984年经济技术开发区肇始，1992-1994年各地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区等单一功能区迅速扩展。其次，新城区建设热潮（2003-2013年）：建设功能综合以居住为主体的新城新区成为重要的热点。截至2013年底，全国各省市（包括县级市）规划有超过3000个新城新区。再次，撤县市设区（2002-2013年）：许多城市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将所辖的县或县级市改为所辖区。

　　第三，火势蔓延、以集群发展为主阶段（2002-2018年）。城镇规模扩大和空间蔓延，先进道路交通通讯技术和工具的应用，城镇之间经济分工与协作联系的加强，都市圈和城市群逐步显现，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竞合发展的网络体系正在形成。

　　而在城市星火燎原和普遍崛起的同时，中国城市格局：经历了彻底的重塑。先前贫穷的东南沿海边陲小镇持续崛起，原来繁荣的东北龙头中心相对衰退；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大城市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强，小城市行政级别低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弱。2007年到2016年间，694个样本城市中有84个出现了人口收缩（龙瀛等，2018）；呈现了动态的变化：从前期的总体聚集到目前的局部扩散，大都市周边城镇，二线城市和中部地区城市加速发展。

　　40年来，中国城市交通、通讯、市政、社会及技术性基础设施人均普及率、地均密度、网络化水平显著提升。1984年全国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0.4辆，万人拥有出租汽车数仅0.154辆。到2015年分别达到3.46和6.759辆。全国城市供水综合生产能力从1978年的8.17立方米/人发展到2015年底的40.76立方米/人。全国城市排水管道长度从1984年的0.28公里/万人，到2015年的3.93公里/万人。地铁、轻轨、移动电话、互联网从无到有到日益普及。

　　2．城市人口惊人聚集与城市社会加速形成

　　城市崛起的关键核心是人口的急剧增加和社会变革。1978到2018年，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从17.92%到接近60%。这次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大迁徙，到目前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城镇化的前期（1978-1995年）：农村经济发展释放的剩余劳动力，允许知青返城，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城镇化和城镇人口稳步提升。从1978年到1995年，城镇化人口比率从17.92%上升到30.48%，年均增长0.64个百分点。城镇化处在加速的积聚期，农村人口主要向小城镇和东部新兴城市聚集。

　　第二阶段城镇化的中前期（1996-2010年）：外向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就业，但是家眷多在农村及自身户籍仍在农村，常住人口城镇化迈入加速期，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升相对较慢。全国城镇人口总量由3.6亿上升到6.66亿。从1996-201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30.48%上升至49.95%，年均增长1.37个百分点。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4%到34%。城市人口主要向大城市和中心城市聚集，向东部沿海流动。

　　第三阶段城镇化的中后期（2011-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稳步增长的同时，由于2013年后劳动力变得相对短缺户籍人口城镇化提速。全国城镇人口总量由2010年的约6.66亿上升到2017年的8.135亿。2011-2018年，城镇化率从51.27%上升至近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011年的34.70%上升到2016年42.35%

　　中国城市人口迁移的格局也经历空间演化，从遍地开花的当地小城镇迁移，转向东南沿海和大城市，再向中国中部城市、二三线城市和大都市周边回流。城镇化率经历了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差距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

　　1978-2018年，伴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城镇居民生活素质空前改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至2017年的36396元。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从1978 年的6.7 平方米快速提高到2016 年的36.6平方米。人均寿命由1978年的68岁提高至2017年的76.5岁。城镇15岁及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7.57年上升至2016年的8.5年，全国城镇高校在校和毕业生高达1.07亿人。（见表1）。

　　表1  1978年至201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高校在校学生数、人均寿命变化

年份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全国高校在校学生数（万人）	人均寿命（岁）
1978年	343	80.22	68
1988年	1181	260.59	70
1998年	5425	340.87	70.83
2008年	15781	2021	72
2017年	36396	2547.6	76.5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次的人口流动和社会融合。过去40年的人口流动和社会融合与历史上的流动与融合有根本的不同。这个流动与融合使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转型和重构：传统、封闭、单一、不变的自然村落，正在转向现代、开放、多元、流动的城市社区。过去的农业文化、历史文化和当地文化，正被城市文化、现代文化、外来文化所融合和替代。

　　3．城市经济增长长期高速与产业结构持续升级

　　城市崛起的主要内容是工业化及其经济增长长期高速和产业结构持续升级。过去40年，中国城镇经济魔幻般增长，财富奇迹般涌流。1978到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城镇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从30%到70%、20%到80%。城市经济40年长期高增长，增长率平均达到9.5%。中国城市经济结构实现了持续的升级和转型。1978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三大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28.19%、47.88%、23.94%，2017年则分别为4.9%、36.3%、58.8%（见表3-2）。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15年的29.7%。中国城市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工业化初期（1978-1995年），即轻工业主导阶段。一方面，乡镇经济异军突起，“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模式逐步形成。1978年乡镇企业产值不到农业总产值的1/2，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比重首次超过了农业产值。1992年乡镇企业增加值超过全部增加值的一半，吸纳就业1亿人。另一方面，外向经济在东南沿海城市出现，外向工业化模式开始萌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及更大特区设立，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外商投资逐步发展。与此同时，城市国有经济因为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也增强了一定活力。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满足极度短缺的国内需求的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并快速发展。

　　第二，工业化中期（1996-2013年），即重工业主导阶段。在国内需求日渐饱和背景下的全国城镇：首先，国内经济重焕生机。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取得进展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一方面，使国有企业实现了脱胎换骨，使具有重化特征的国有经济焕发生机；另一方面，使民营经济取代了乡镇企业经济，并获得蓬勃发展。其次，全球制造业快速聚集。对外开放从东南走向全国，尤其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后，在巨量的外资带动下，使中国逐步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加工和制造中心，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中国城市成为全球的制造工厂。各类致力于吸引外资的工业园、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像雨后春笋迅速成长。再次，城镇化经济开始发力。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城市建设即基础设施城市化在中国大规模展开，中国成为全球最壮观的工地，与之相关的重大基础产业迅速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外需替代内需成为主要牵引力，资金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发展速度加快，也逐步取代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经济。

　　第三，工业化后期（2013-今天），即服务业主导阶段。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需疲软。其次，重工业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国民收入提升，中产阶层的崛起，国内消费需求潜力释放和层级提升。再次，城市化加速带动经济增长和经济服务化转变。最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和向服务产业转型。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经济结构开始升级，挑剔的内需替代外需成为主角，服务需求的大量增长导致占比超过制造业。创新型制造和服务经济正在形成。

　　表2 1978年至2017年全国城市三大产业占GDP比重变化（单位：%）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年	28.19	47.88	23.94
1988年	25.7	43.79	30.51
1998年	17.56	46.21	36.23
2008年	10.73	47.45	41.82
2017年	4.90	36.3	58.8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尽管中国城市经济总体上获得了跨越发展，但是中国城市格局发生重塑、持续演化和不断分化。中国城市经济很不均衡持续：一些发达的东部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另一些东部城市处在工业化后期、中期甚至前期。一些中西部城市进入工业化后期，另一些城市却处在中期甚至前期。

　　与此同时，在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上，从越来越滞后到逐渐赶上的过程，与此对应，城市经济的发展动力经历了从主要由工业化带动到主要由城镇化带动的转换。

　　4．城市空间快速蔓延与时空距离不断压缩

　　城市崛起的基本保障是城市空间快速的扩张。从1980到2016年中国城乡建设空间增长1.65倍（见图1）。但从1978到2016年，中国城市空间即建成区面积与城市建设用地别增长7.44和7.88倍。中国城市空间的扩展大概经历了4个阶段（见图2）：

　　图1

　　1．分散开发的加速期（1978-1992年）：各地小城镇建设热潮，导致建成区面积和城镇用地不断扩大。1978年建成区面积0.73万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0.67万平方公里；1981年分别为0.74和0.67万平方公里；1990年分别为1.25和1.11万平方公里；1992年分别为1.29和 1.16万平方公里。

　　2．集中开发的加速期（1992-2003年）：各类功能区建设热潮，使得建成区面积和城镇用地加速扩张。1993-1994年第一次开发区热，1993年全国县级以上的开发区6000多个，占地面积1.5万平方公里。1998-2003年第二次开发区热，到2003年，开发区达到5524家，占地面积3.51万平方公里。

　　3．综合开发的加速期（2004-2013年）：综合功能新城新区热潮，使得建成区面积和城镇用地不断扩大。2004年建成区面积3.04万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3.08万平方公里； 2013年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为4.78万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4.71万平方公里；其中2012年增量达到2161.48平方公里的峰值。

　　4．存量开发的减速期（2014-2018年）。旧城改造和盘活存量，土地城镇化增长速度总体逐步放缓。2016年建成区面积5.43万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5.28万平方公里。年增长率由2011年的5.0%下降至2015年的3.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与此同时，40年先进基础设施及其网络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时空距离，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国土空间格局，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40年来中国依次经历速度越来越快、出行越来越便捷的公路时代、铁路时代、高速公路、高铁时代。1978年每百平方公路里程9公里， 2018年预计超过50公里（见表3）。1988年全国民用机场数量为143个，2018年全国民用机场总数已多达229个。今天交通、电信、互联网、物联网通讯信息基础设施与水电煤气的公用基础设施，在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初步形成多个网络化和一体化的体系。

　　表3  1978-2018年我国每百平方公里公路面积变化

年份	以国土面积计算（公里/百平方公里）	以人口总数计算（公里/万人）
1978	9	9
1988	10	9
1998	13	10
2008	38.86	28.53
2015	47.68	33.46
2018（预测）	50.6	3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镇化经历了一个差距从迅速扩大到逐步缩小的过程。在2013年之前土地城市化扩张速度已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速度。1981—2014年土地城镇化的年均增长率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1.68倍。2014年中国城市人均建设面积为129.57平方米，大大超出国家标准的85.1至105.0平方米/人，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4.4平方米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

　　40年城市崛起的成就令世界震惊。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华安·克洛斯指出：中国“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人数超过欧洲总人口的民众就因城市化而脱离了勉强糊口的农业生产，享受到了城市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告别了城乡一体的农业社会，经历以农业为蓝底的城乡分割，到以城市为蓝底的城乡分割，正走向城乡一体的城市社会。

　　但是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积聚了严重的问题。不仅存在化城、化市、化人和化地内部的失衡、分化和泡沫，它们之间也存在失衡和分化。人口半城市化，过度土地城市化，大量的空城、鬼城和睡城。大城市过度聚集，小城镇比较分散，乡村严重衰败；不仅导致经济、社会与环境内部的失衡和分化，也导致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失衡和分化。经济“脱实向虚”，房地产与金融风险扩大。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利益分配不公，社会矛盾激化。

　　二、成功密码：市场春风让城市星火燎原

　　1978年，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国民收入仅200美元，全球排名140位，处在最低收入国家行列。2018年中国人均收入接近1万美元，排名闯进前70名以内，迈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对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即城市崛起，国内外有诸多学者及当代经济学理论都曾做过出色的尝试。但要对中国城市崛起做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必须能够同时回答如下问题：中国城市崛起为什么是最近40年，而不是过去任何时间；城市崛起为什么是中国城市而不是印度、拉美或者非洲。为什么在城市繁荣和崛起的同时，也出现如此失衡、分化和泡沫？要同时回答以上问题做出机制性解释，我们以为：源自“一二三”即一个动力，两个手段，三个杠杆。

　　1．一个动力：主体的自我追求

　　经济主体的自我发展追求是中国城市崛起的第一动力。亚当-斯密假定：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追求自利是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不仅自然人，由自然人组成的各类组织也追求自身利益。抛开所有制，不管是私有、自有或公有，只要承认和界定经济主体相对独立的责权益，经济主体就将产生强烈追求自我利益的动力，进而可能渗透所有社会领域、摧毁一切高墙深垒、打破各种固有秩序、改变全部利益格局。中国虽然历史上长期存在“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也面临前期“一大二公”、“斗私批修”的洗礼，自我追求受到较大的压抑。但没有宗教式信仰的严格约束，拥有数千年小农经济的微观基础，加上极度贫穷状态下的本能凸显，追求自我生存成为行为主体最朴素的选择。而承认和明晰行为主体相对独立的责权利是实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从不涉及所有权的“放权让利”责任制改革，到建立和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承认并不断明晰经济主体的相对独立的责权利，是激发经济主体追求自我发展，全面搞活微观经济的动力。

　　第一，农村农业改革塑造独立利益的家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承认和明晰主体独立责权利的最初尝试，尽管受到极左思想的阻挠，但在一些地方领导的默许下，一些基层组织冒险推动，并被处于极贫状态的农民基于生存本能所接受，实施联产承包地区的粮食丰收，激励这一制度在全国迅速复制和推广，中国农村经济的繁荣和成功为城市发展奠定基础。在长期坚持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适应城乡经济发展新需要，农村不断探索和实施农村耕地三权分置等改革，明晰农业经营相关参与方独立的责权利。

　　第二，乡镇企业改革塑造独立利益的企业：受家庭联产承包制启发，起源于社队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1980年代初，通过承包等责任制形成“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多劳多得”、“能上能下”的经济单位，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也拥有了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强劲动力。从90年代中期起，通过乡镇企业改制和鼓励私营企业发展，形成拥有独立责权利的产权清晰的民营和股份制的企业等市场主体。乡镇企业发展为小城镇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塑造独立利益的国企：同样受联产承包制启发，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首先在1978-1992年间开展放权让利的责任制改革。然后在1993-2003年间开展明晰产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接着2003-2013年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与此同时，从1979年起，国有专业银行开始恢复和成立。1980年专业银行开始实行经济核算，1983年开始实行“全额利润留成制度”，1994-1997年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1997年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四，政府体制改革塑造独立利益的政府部门：首先，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一个独立责权利主体，国家治理机构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承担责任、分享利益，有动力发展本国经济。中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中央政府对国家发展拥有更大的责任和权力，决定中国的党和政府更有动力、更有能力采取各种行动，促进国家发展和参与全球竞争，进而提升自身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其次，中国政治制度决定地方政府对辖区发展承担较大责任和治理能力，而逐步发展的财政分权的制度和城乡土地制度的改革探索，赋予城市政府对辖区发展的相对独立的责权利，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以地生财的积极性。在财税制度方面，改革开放前是统收统支的，1980年开启“一灶吃饭”到“分灶吃饭”的分权改革。1988年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1994年实行“分税制”，从“行政分权”转向“经济分权”。在土地制度方面，1982年明确城镇土地国有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1986年明确对农村集体土地政府依法征用，1988年城镇国有土地有偿使用， 1992年确定土地出让金收益的95%由地方支配。

　　第五，事业单位改革塑造独立利益的公益单位：1985年，“放权让利”、“扩大自主权”和承包等责任制扩展到医院。1992年提出“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激励医院通过创收弥补收入不足，影响公益发挥，导致看病难看病贵。2009年开始新一轮的医改。与此同时，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市政、公交等基础设施部门都进行了被塑造责权利独立主体的改革。

　　40年中国城市崛起的过程，首先是对经济主体自我追求的松绑、释放、扩散和再管理的过程。通过确认相对独立的责权利，激发全社会所有主体“千方百计，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千辛万苦”全面和彻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热情：一方面，调动了全社会各行各业谋发展的积极性，让各项事业充满活力和生机，推动中国城市超速前行。那些城市率先和全面落实了这项制度，那些城市就会先赢多赢，反之则相反。另一方面，缺乏约束的自利性，“一切向钱看”，也带来诸多问题。超速前行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利益至上导致环境破坏，产品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公益机构的自利性带来看病贵、看病难、上学贵、上学难、住房贵、住房难。一些私欲膨胀的非法之徒，利用法治漏洞，攫取非法收入，导致恶性竞争。

　　2．两只手段：无形的市场与作对的政府

　　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支撑中国城市快速成长。亚当-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发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从人类发展史看，资源配置主要由自给、市场和计划等方式。市场配置资源在广泛的领域比政府有用提高效率和公平显著的优越性，但是市场在一些领域存在失灵，其决策具有间接的缓慢的弱点，但存在自发趋向市场均衡的优点。政府配置资源在广泛的领域存在政府失灵，在一些领域拥有优势，其决策直接高快速效率的优点，但存在导致市场失衡和扭曲的风险。

　　伴随着经济主体相对独立的责权利确立，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也转向政府调控下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这一转变与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同行，为中国城市崛起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第一，无形的市场为中国崛起城市创造了条件。首先，在商品和服务方面，1979-1993年实行双轨制。一些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由市场配置和定价；1993-2003年商品和服务完成市场化，使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和产量由市场决定。其次，在土地方面，1979年土地使用权可作为合资企业的中方合营者的投资股本，1987年实施使用权有偿转让，2003年城镇国有经营土地使用权实行“招拍挂”。再次，在劳动力方面，1978-1984年知青回城，“三结合”安置就业，1985年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小城镇务工营商，1985-1996年建立以劳动合同为核心的用工制度，1996-2003年企富裕员工下岗再就业，2003年之后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最后，在资金方面，从1990年起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逐步建立，1993、2005和2010年的改革使汇率市场化不断深化，1996、1998-1999、2013和2015年的改革使利率逐步实现市场化。商品和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为其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自由的流动、聚集和最优配置创造了条件。但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过度市场化和竞争性领域的垄断，导致市场失序、效率低下和寻租腐败，也使城市发展产生了许多问题。

　　第二，作对的政府为中国城市崛起提供了保障。过去40年中央政府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制定战略规划。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实施从非均衡、到协调、统筹和协同的区域战略，以及实施制定、实施和完善的国家发展规划体系。其次，完善城市政策。国家高度重视、不断调整城镇化方针，通过相关的会议和规划：1980年代明确“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1990年代重申“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2000年代调整“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10年代发展为“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17年完善为“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小城镇协调发展”。再次，变革调控体系。从治通胀（1978- 1992-1997年）、保增长（1998-2003年）、防过热（2003-2007年）、促增长（2008-2013年）到稳增（2013-2018），实现了：由行政和计划为主向经济和市场为主转变。由需求总量到结构再到供需总量与结构的完善。由直接的行政和计划措施，到间接的货币、财政政策，再到货币、财政、土地等综合政策的发展。由整体领域到整体与具体（房地产等）领域结合细化。最后，设立新城新区：结合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陆续在特定区域内设置：经济特区、国家级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此同时一些省市也设立省市级的上述区域。战略规划顺应了发展规律，为非均衡的城市崛起提供了环境、条件和保障。城市政策激励了城市的发展与扩展。调控体系确保宏观经济在高速增长中波动趋缓，为城市崛起创造了条件，而逐步加大的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加快了城市建设步伐。新城新区的加速发展，带动全国城市的崛起。但受认识水平限制和局部利益的趋势，政府有关部门的个别政策有违市场和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城市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分化、失衡和泡沫。

　　3．三个杠杆：全球分工、当地经营和非农聚集

　　如像恩格斯所说：“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那么，20世纪改变世界仍然是全球分工与新技术革命。而推动中国城市崛起的全球分工、当地经营和非农聚集的三个力量具有杠杆放大效应。

　　第一，全球分工：中国城市获得了外溢效益。分工能提高效率为分工者带来更大的收益，但分工深度决定于市场规模。因此，经济主体不断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变革，扩大市场和分工的范围。1980年代以来，一方面，全球掀起了新一轮一体化和分工浪潮。信息技术革命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全球产业分工向全球产业链分工升级，跨国公司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在致力于以科技创新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基于价值链来重新布局产业链，将技术和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和生产环节转移至低成本的国家及国家内的地区。另一方面，中国开启了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分工的大门。1980年代，通过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开放14个港口城市、建设珠三角沿海城市开放区和设立海南省，快速实现沿海城市的率先开放格局。1990年代，通过建立浦东新区和实施沿边、沿江、沿路及内陆开放战略，迅速实现全国城市的全面开放格局。2001年通过加入WTO，中国全面融入世界。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开启全方位的双向开放。参与全球分工不仅使中国城市获得大量的资本，而且为中国城市提供了巨大的全球市场。让中国加入全球产业链，打破了中国封闭的产业体系。让中国一些城市快速崛起，也让另一些城市相对衰退。给全球一些不断升级的区域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一些不思进取的城市带来挑战。

　　第三，非农聚集：中国城市获得了递增的规模报酬。除了40年来培养了数量可观的中高端人才外，中国拥有优势显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方面，中国农民工拥有显著的数量和成本比较优势。人口众多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潜在优势，而农村改革成功，创造无限供给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中国农民工拥有难得的质量比较优势。悠久的文明传承了农民工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心灵手巧的技能。重视教育的传统和义务教育政策的成功，使得劳动人口受教育水平优势相对明显。贫穷激发了农民工改变命运的动力，塑造了农民工干事创业的本领。而个人及家庭相对独立责权利确立，以及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形成，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必然走向收益更高的非农即工业和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空间上是聚集的，在市场结构上是垄断竞争的。非农聚集不仅创造了城市，而且创造城市化和当地化经济，形成经济聚集的市场和成本效应，产生递增的规模报酬和累积的因果效应。因为非农聚集的报酬递增和杠杆放大效应，从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到外资企业和大城市化趋势，多样化企业和城市群发展，产业聚集和人口聚集所产生的自我强化机制，推动着中国城市加速崛起。

　　第三，城市经营：中国城市加快了城市增长的速度。在幅员辽阔的非均质空间里，要素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自由流动的非农聚集，必然导致空间竞争。而城市政府作为城市空间的代理人和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会将城市空间作为一个“企业”进行经营，利用一切手段、尽一切可能促进地方更快地发展。首先，城市政府开展吸引企业和生产要素的竞争。从最初的加工贸易、到招商引资、到招才引智，从最初的政策优惠，到改善硬件环境，再到改善软件环境，同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创造条件。从而激励城市奋力前行，促进城市加快增长，也迫使城市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让城市发现和强化优势，从产业同构走向错位发展，进而实现分工合作。但是，竞争尤其过度竞争也带来了市场分割、地方保护、浪费资源和环境恶化。其次，城市政府开展当地资源资本化运作。由于土地等公共资源要素的实质性地方政府拥有，政府一方面出让更多、更低廉的工业用地，以吸引外来投资，促进经济和税收的增长，另一方面出让更少更贵的住房用地，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出让金，用于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同时，以预期未来高收益的土地作抵押进行融资，这将大大加快了土地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的速度。从而在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增长的同时，导致非农聚集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失衡和分化。导致化地和化城快于化人，尤其化市较慢的城市与区域，更多地依赖化地和化城带动经济增长。导致地价和房价上涨过快，导致政府过度投资，进而经济结构失衡、经济转型缓慢、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和金融风险加剧。

　　总之，拥有独立责权利主体的追求自身是中国城市崛起的原动力和主线索，无形的市场和正确的政府为城市崛起提供了条件和保障，前三者通过决定和影响着企业的全球分工、民工的非农聚集和政府的地方经营；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聚集和地方政府的城市经营三者相互作用。全球分工所带来的全球资金、技术和市场与中国的无限供给高质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利益相互吸引，导致非农聚集即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一定时期内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同步即人口半城市化。城市政府通过竞争吸引跨国企业和农业剩余劳动力促进产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并实现土地增值，进而通过土地财政与融资，带动城市建设高速发展。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成就了中国城市崛起，也创造了中国发展的奇迹。

　　三、文明胜利：中华文明划时代的里程碑

　　正如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 国等城市崛起对国家、欧美、世界和人类产生的影响一样，中国城市的星火燎原和整体崛起，无论对中国、对世界还是对人类文明，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1．百年转折：将实现民族繁荣富强的梦想，结束国家“落后挨打”的历史

　　中国近代所以落后于西方，源自于技术也源自于乡村经济和社会。正是由于西方列强率先开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使其技术进步和财富创造远超中国，进而导致其“船坚炮利”，导致中国遭受列强欺凌的百年耻。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直接欺凌的历史，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落后于西方列强。过去40年通过加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通过学习和创新，中国不仅获得了技术，而且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尤其中国开始跻身于现代城市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在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等拥有了追赶和超越西方列强的条件。中国进入城市社会意味中国将彻底走出百年屈辱的历史阴影。中国城市崛起将会是中国百年历史的转折，将有力支撑民族的复兴和国家强盛，确保“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不再重演。

　　2．千年转折：将跨入文明现代社会的大门，打破传统社会发展的路径依赖

　　中国城市崛起，第一，将使中华文明发生一次质的飞跃。将使中国彻底告别一个以封闭、分散为主要生存方式的传统的乡村中国，迈入开放、聚集为主要生存方式的现代城市中国。一个文明、富裕、日新月异的城市中国，将取代一个贫穷、愚昧、长期停滞的乡村中国；从而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都将发生里程碑式的变化，实现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进步、繁荣与跨越。第二，或将深刻改变中国民族的发展轨迹。千百年来，落后的、分散的乡村经济，导致人力资本和技术的进步缓慢，大量农业人口难以获得更多的劳动剩余维持生存。基于乡村社会的政治制度，也使资源逐渐聚集于少数人群，导致多数民众的饥寒交迫、反抗和战争，进而导致“均贫富”的资源再分配，之后是资源再度集中，如此反复，构成中国历史周而复始的治乱交替、兴衰轮回的图景。聚集、发达的城市经济，将促进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在聚集中得以不断地形成和发展，导致财富的充分涌流，使人口容易获得更多的生产剩余，而基于城市社会现代治理体系，也有理由有可能打破治乱交替、兴衰轮回的恶性循环，确保现代国家的可持续繁荣。

　　3．改变世界：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改变了世界的发展格局

　　如果说18世纪英国、19世纪美 国及其城市的崛起，改变了人类的发展路径，加快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重塑了世界的发展格局，让人类开启了现代化的大门。中国城市的崛起（城市化和工业化），加快了让当今世界人口跨入现代化之门。第一，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迈入城市社会，改变人类社会的形态和结构，提升人类的发展水平和人类整体素质。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中国城市崛起，世界迈入城市社会还将延迟十年。用10年时间解决了全世界八分之一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第二，深刻改变了世界和世界城市体系的格局。中国城市参与全球分工逐步崛起，供应全球价廉物美的商品服务，不仅给全球城市居民提供了福祉，给一些城市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一些城市带来挑战。40年中国城市崛起对人类文明和世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4．实践验证：将显现城市文明的伟力，标志国家文明的成功

　　“自新石器时代首次被创造出以来，城市就是经济进步的引擎”（ 简•雅各布斯，1969）。如果说在渔猎和农业时代，处在野蛮与蒙昧状态的人类，作为大自然的奴役，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在维持生存和追求温饱的漫长岁月里，周而复始地重复着过去的故事；而当迈入城市时代，意味着人类真正开启文明之门，人类向自由前进一大步，也为更大步的前行创造了动力。在城市时代，人类不仅过上有尊严的、富裕和从容的生活，人类以超乎人类自身想象的深度、广度和速度，改变着自然和发展着人类社会自身。

　　当城市成功的时候，整个国家也将一定成功。城市集中国家的先进和精华决定，城市代表国家的进取心、想象力和创造力。最初的国家似乎是城邦，希腊城邦发明了民主，罗马城邦吞并了地中海世界，意大利城邦启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英国城市崛起成就英国全球霸主，也开启人类的现代化之门。中国城市40年崛起所创造的人类空前的奇迹和国家复兴的传奇再次验证了城市文明的伟力，代表着国家的成功。

　　5． 刷新理论：成就城市发展经济学的新范式

　　中国城市的崛起总体能被当代经济学理论解释，但不少方面也显示了现有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中国城市的创新探索、成功实践和问题遗憾，也给经济学创新提供了素材和源泉。

　　第一，中国城市崛起刷新了关于市场经济的认知。西方经济学将市场经济定义为：私有制+资源市场配置。回到亚当·斯密的经典论断即：自利性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分工交换的基础，联系中国城市的成功实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市场经济可以是更抽象和更一般的制度。只要经济主体具有相对独立的责权利，经济主体之间就有能力和动力进行市场交换即是市场经济。私有制和资源完全市场配置只是市场经济一个特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的一种。首先，经济主体责权利独立性发展了自利性和私有制假设。不管是私有、公有、共有还是混合所有，只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包括责任制、股份制、产权分解和界定等），使与之相关的行为主体拥有相对独立的责权利，并使交易保证得以维护，就可以保证市场交易。其次，细分和界定产权可以确保经济主体的责权利独立性。通过创造性分解和有效界定产权，不仅可以实现公有、共有、私营、个体多种所有制并存，而且使相关经济主体的责权利得到明晰和保护，从而实现对相关利益主体的激励和约束。农村集体承包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和所有权的三权分置，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资格权的三权分置，都是成功的例证。最后，不同区域政府的作用的不同扩展了经济主体范围。以往的主流经济理论没有空间变量，但现实经济活动在一定时空下进行，且不同区位由于的经济主体利益不同存在竞争，辖区政府是国家、区域或城市的代表间，政府参与市场竞争不可避免。中国政府参与竞争并使辖区成功，正在改写全球市场竞争的主体和领域。

　　第二，中国城市成功扩展了一国非农聚集的分析框架。有关非农聚集或者工业化和城市化分析，之前的理论多建立在封闭经济体系框架下，忽略了外部因素，中国城市快速崛起显示：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全球分工所带来的外部资金与当地无限供给农村剩余劳动力结合，以及相应全球市场，可以带来远高于封闭经济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与此同时，先期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所导致的工资低下，在形成成本优势带动工业化发展速度远大于城市化速度，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同步，后期剩余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所带动的工资增长，将导致城市化水平逐步赶上工业化水平。

　　第三，中国城市成功发展了城市发展经济学。过去的城市理论包括城市经济学理论，主要讨论城市空间的均衡或者城市问题。首先，解决城市问题的基石是经济增长。40年中国城市成功和7亿人口脱贫过上幸福的生活表明：发展城市经济是解决城市问题，是确保城市繁荣和居民生活更美好的基础；其次，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与机制。之前的理论多强调空间因素和规模报酬递增等。中国城市跨越发展和持久繁荣显示：国家规模是一个变量，国家规模巨大为城市增长与转型的先聚集后扩散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外部联系是一个重要变量，利用外部要素和服务外部市场的程度影响城市发展。再次，城市的经济主体和城市竞争。城市区域是全球分工的基本单元，城市竞争不可避免，政府作为城市空间利益的代理人，中国城市政府参与全球或者全国的竞争，对自身和世界产生影响，显示城市政府竞争成为日益重要主体和领域。最后，城市的土地财政与土地融资。以往城市公共产品来自税收投资和税收或基础设施收益的债券融资。而中国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事实上属于城市政府，土地收益不仅可以成为城市政府的财政收入，土地使用权及收益也成为城市建设融资的重要工具。这促进中国城市的崛起，也带来城市发展的问题。

　　第四，中国城市成功丰富了比较优势的内容。首先，数量比较优势与质量比较优势。之前的比较优势理论没有考虑资源禀赋的异质性。事实上，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既有数量也有质量，其比较优势有数量也有质量比较优势。制度文化只有质量没有数量，其比较优势只有质量比较优势。资金等同质要素则只有质量比较优势没有比较优势；其次，狭域比较优势与广域比较优势。之前的比较优势理论没有考虑优势的空间范围。在交通通讯技术改进，运输成本大大下降的背景下，当本辖区与周边辖区的运输成本忽略不计或者极低的情况下，周边区域的资源要素和市场相对更远区域的比较优势，也是该区域可利用的比较优势，这个优势叫广域比较优势。而完全属于自己辖区的比较优势则叫狭域比较优势。

　　四、持久繁荣：终结“兴衰轮回”时空梦魇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将过万重山。在行将发生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中国城市可以让过去的成功增强自信，不能让曾经的辉煌助长自满。需要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因任何失误让前功尽弃。古今中外“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屡见不鲜，跨越“中等收入的陷阱”，跳出“兴衰轮回，治乱交替”的周期，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实现跨越发展和世代持久繁荣，是中华民族持之以恒的真正梦想。但建设可持续繁荣的理想城市社会，中国确实面临不少挑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1． 繁荣的背面是问题与风险

　　市场主体无约束的自利性，在创造城市过度增长和繁荣的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严峻的风险与危机。首先，泡沫还在放大。追求城市的过度增长，必然以脱离实际的过度乐观的虚假需求与脱离实际的供给能力制造虚假繁荣，必将催生和放大城市化泡沫。其次，失衡还在继续。非均衡发展是事物也是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其客观必然性，但是目前的结构失衡是过度和持续的，这包括：城市经济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诸多方面。城市化的化人、化地、化城与化市内部及其相互间的失衡。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失衡。再次，分化还在加剧。事物发展包括城市发展的倒U关系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目前的许多关系是无论是倒U的深度还是宽度都严重过度。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城市内部的不同区位之间过度分化在持续，在一些区位、家庭、部门、行业不断繁荣和快速崛起的同时，另一些区位、家庭、部门和行业在持续萧条和迅速衰退，并变得越来越危险。这不仅导致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不可持续，甚至导致城市建设、经济发展、金融及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进而带来城市危机甚至破产。

　　2． 过去的重要优势正在丧失

　　前文提及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巨大国家，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初中期拥有许多关键优势，但随着城市的崛起进入两化中后期，这些优势在迅速削弱。首先是人口红利消失。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扩大，劳动力变得越来越稀缺，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劳动抚养比快速上升，中国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其次是成本优势下降。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土地与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相对紧缺，中国营商成本迅速上升。再次，进取精神衰退。在面临艰难和困苦的发展初期，中国国民的艰苦创业、勤勉奋发、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作为重要的优势在驱动中国城市快速发展。富裕起来的家庭和富裕起来的城市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富贵病”，发展的内生动力有越来越减弱的迹象。

　　3． 转折还没发生倒退随时可来

　　虽然已经迈入现代化的大门，根本性的转变还没有发生。首先，天平倾斜还没有真正到来。虽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在43%。虽然全球资金要素流向中国，但高端人才和技术仍处在外流之中；其次，进步可能带来停滞。经济发展压力缓解，很可能让其他领域改革停步，使利益集团的利益固化。技术进步可能促进也可能带来政治的倒退；最后，经验教训值得铭记。中国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现象，历史倒退屡见不鲜。全球的发展陷阱多有发生，拉美长期停滞。

　　4． 阻碍历史前行基因变异艰难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进入城市社会也不意味着我们进入现代化，城市化能否打破治乱交替和兴衰轮回还有待于历史检验。阻碍中国长期停滞的因素除了小农生产方式外，还有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和传统的治理体系，这与现代化的平等、法制、民主的制度治理与思想观念格格不入、相距甚远，但它们深藏在人们血脉之中，因为基因遗传和路径依赖，它们不仅改变缓慢，而且往往前行曲折。这些从深层次上阻碍着中国融入、创造和引领人类新文明，也严重阻碍着中国城市的文明发展和持久繁荣。

　　5． 影响发展外部力量正负多变

　　首先，过去推动中国成功主要因素是学习不是原始创新。推动人类进步的是技术创新，引领世界发展的是原始创新，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城市过去40年崛起靠的不是原始创新，中国也还没有在重大领域拥有核心技术，因此，缺乏核心竞争力。其次，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经济全球化让资源要素变得更易流动，任何城市随时都面临遭抛弃的风险。中国不仅面临先发国家的抑制，也面临后发国家的推挤，因而受到来自世界的高低的两面夹击。最后，人类进入崭新的智慧时代。科学技术、竞争规则、发展动力、发展方式所有都正在发生不确定的变化，变化也会越来越快。每一个城市不仅不进则退，而且发展慢了也会失败。中国城市必需一往无前。

　　五、展望未来：城市的征程是星辰大海

　　风物长宜放眼量。要建设持久繁荣的城市中国，首先需将对中国城市未来的展望，置于人类发展的广阔时空视野中，围绕决定人类的个体发展、群体交往与空间条件的三角关系，从人类本性和发展规律出发，梳理和把握影响人类住区（城市）发展的可变与不变的关键要素。只有这样才可以清晰洞见中国、世界和人类聚集区不可阻挠和必然发生的未来。

　　1．中国的未来：智能化的城市社会

　　中国40年积累了巨大的发展资本，为新的发展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巨量的人才、普遍的知识、强大的制造，在一些关键领域已经实现了转折。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规模经济等潜力还远没有充分发挥。与建成基本和全面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相匹配，到2035和2050年，第一，中国有可能迈进持久繁荣的城市社会。按照城市发展“先分割后一体”、“先聚集后扩散”、“先分化后收敛”和“梯次转型升级”的一般规律。中国城市将最终走向以城市为蓝底的城乡一体的城市中国，所有城市区域向全面崛起和均衡发展。各类城市将成为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幸福家园。第二，中国将呈现多中心群网化城市体系。未来中国城市布局将是由数万个中小城镇、数千个中小城市、数百个大城市组成，数百个都市区（圈）、数十个城市群、数个都市连绵带，组成一张城市大网络。第三，中国有可能进入智能城市国家。科技日新月异已经深刻改变人类社会，这个改变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产生和发展了城市。未来科技对人类的改变将主要表现为对城市的改变，人类进入智能时代就意味着城市进入智能时代。第四，中国城市有可能成为全球重要的中心。中国将可能出现全球科技、经济、文化等最强大的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将可能出现全球最具个性或者最多样化的大都市和小城镇，中国的一流城市也将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城市发展丰富全球的城市文明内涵，为人类文明做出卓越的贡献。当然，历史也反复忠告：我们需要对完美理想保持的理想追求，我们更需要对现实缺憾保持的现实接受。中国城市将始终会带着问题前行。

　　2．世界的未来：智能化的城市星球

　　城市美好生活继续在吸引世界农村人口向城市加速进发，技术进步尤其是智能技术飞速发展，这将让地球成为智能化的城市星球。第一，世界将进入全面的城乡一体的城市世界。按照目前趋势，2050年世界人口城市化率有望达到70%，2100年世界应该实现完全城市化。第二，世界将是全球一体的城市世界。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世界加上全球一体化，使世界成为全球一体的城市世界。第三，世界将进入智能的城市世界。从生存方式来看，人类发展也许可分为分散而流动的渔猎社会、分散而定居的农业社会、聚集而定居的城市社会以及未来分散而流动的信息社会。城市智能化将势不可挡。第四，世界仍将是倾斜的城市世界。“不管地球怎样变化，不变的是球体，任何区位都可以成为中心，也都可能成为边缘。”城市体系此起彼伏的空间演化也许总在继续，未来的城市世界的各个区域仍然是非均质发展的。

　　3．城市的未来：更多星球的宜居家园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如果将城市定义为人类群聚的文明空间，城市不仅仅是宜居之所，人类创造之所，人类进步之所。若如此定义城市，则城市虽然不与人类与生俱来，但将会与人类从一而终。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速扩展，地球的比较优势下降，人类要有可持续的未来，必将踏上寻找、建设、迁徙到地球以外的更多宜居的城市星球的征程。事实上人类早已开始了建设城市星球的想象，已经开始探索并发现已经发现些许的宜居星球，人类必将发现和建设更多、更美好的城市星球。

　　4．结论与思考：思想和行动的坚守与改变

　　把握并坚守人类普遍的法则，顺应人类变化的规律，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不断变革和创新，确认和管理好人类的自利本性，探索更加完美的资源配置方式组合，激励更加良性的主体竞争，深化全球一体和全球分工，培养持久蓬勃的人类精神，更加支持人类生活、生产、技术创新的聚集，让中国、世界和人类住区即城市沿着人类本性和自然社会规律所决定未来前行与发展，将建设持久繁荣的未来中国城市，融入全球与人类住区发展之中，在追求自我城市之中，实现世界和人类城市不断跨越和持久繁荣。

　　第一，建设可持续的城市中国。走“城市包围农村，最后融合农村”的道路。首先，化解城市发展的风险，提升城市发展的质量。失衡、分化和泡沫既有城市发展不充分的原因，也有制度缺失导致自利驱动的问题，必须查清病因对症下药。其次，创造崭新优势，延续传统优势。扬弃农业文明，抛弃历史重负，拥抱城市文明，迎接城市挑战。再次，继续深化改革，打破路径依赖。只有持续改革，建立城市中国的现代经济、社会和政治治理体系，才能化解发展中积累的问题，才能应对全球竞争的挑战，改变发展的历史路径依赖。最后，坚持创新引领，带动世界发展。要从模仿和学习转向创新和引领，致力于建设全球领先的智慧城市社会，在全球竞争中，既立于不败之地，又引领世界城市发展潮流。

　　第二，共建智慧的城市星球。在业已全球化的当下，每个城市不仅是世界城市的一发而且牵动着世界城市的全身。为此每个国家的每个城市，首先，坚持城市思维。以发展城市之善，让城市发展人类之美，以消除城市之恶，让城市消减人性之丑。让城市去除人类的魔咒，让城市抛却人类的愚昧。其次，坚持全球思维。让城市将世界连接起来，通过城市让地球真正变成一个村庄和社区。每个城市发展应该遵循尽量多地全球提供正外部性，而尽量少地向全球提供负外部性，创造城市的共赢棋局。最后，坚持全域城市思维。城市覆盖整个留下人类足迹的地表，不仅城市而且其腹地都是城市的一部分，世界无论乡村和城市自然形态及功能的构成比例都是城市社会形态。

　　第三，探索宜居的星辰大海。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持续推进中国城市化和高质量城市建设的同时，发展关于未来城市的想象力和企图心，培养专门科研人才，积极参与人类未来城市探索，积极参与和探索未来地球以外的宜居空间的科学探索，不断创造人类的更多更美好的人类居住和城市星球。